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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ble Employment and Insecurity

全球化的理念是最低成本達至最高利益，故此各行各業漸漸都提倡靈活的聘用僱員制度，而這種不固定性的聘用方式導致了許多的不穩定性和不安定性。

在過去的十多二十年，許多職業的僱主為着減輕成本，僱用員工時都傾向選擇合約制，工程界尤甚，例如建築工程批予大判，大判會發工作給二判以至三判，二、三判的判頭本身的公司可能是沒有工人的，只是有工作時以日薪或時薪聘用工人，工程完畢後便會解散工人。既然不是長工，自然亦沒有長工的保障如假期，工會的保護等等，所以工人會感到較沒有保障。

其實，除了建築工人外，工廠老闆亦會因為工程或訂單而聘用大批的兼職或合約員工。愈來愈多的工種也傾向於合約制，大企業如是，教育機構亦如是。例如，馬會負責電話投注的員工，大部份都是兼職的，投注站的櫃員也有一半以上是兼職員工，麥當勞、KFC等連鎖餐廳也聘用大量兼職員工。由於只是兼職的關係，他們的凝聚力較小，也沒有興趣參與工會的活動。他們可能只是每天或每星期上班數小時，自然沒有時間和興趣與僱主談判或爭取員工權益與福利，可能他們就算被不公平對待也不自覺，僱主要根據合約不予續約也十分容易。

政府給予教育機構及福利機構的支助，很多都是以每年一筆過撥款的形式發放。如是者，許多大、中、小學唯有聘用許多合約員工，很多中學的新老師都是以合約制聘用，以方便撥款一旦取消，容易與老師解約。行政上雖然方便，但老師的穩定性却被削弱，老師心理上的不安卻由比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很難建立。不竟這是一種「過客」的心理。

大學的課程更多的是聘用合約導師，他們沒有自己的辦公室，不方便與學生討論問題。靈活性是足夠，但卻需要反思是否教育的基本精神？新老師、新社工就着這些靈活性的聘用形式，會覺得不安穩，不受重視，前路茫茫也影响對僱主的忠誠。

全球化與氣候災害

全球的氣候變化愈變愈極端使我們覺得地球的不安全，全球暖化現象而是鐵一般事實，它的成因很有理由相信是各國，尤其是工業國的氣體排放量不斷增加所做成，二氧化自1850年至2000年(工業革命)，它的濃度由280PPM增至379PPM，足足是100PPM，有說達至450PPM，地球將面臨不可逆轉的災難。(來源: OXFAM)

不可否認，與氣候相關的災害包括旱災，水災，風災，近年是趨向頻密。由1985年至現在，20多年來，氣候災害增加了三至四倍之多。(來源：OXFAM)。吊詭的是，先進國家的氣體排放導致氣候災害；由於氣候沒有國界之分，已發展和發展中以至第三世界國家卻同受災害。不過第三世界國家的抗災能力卻是最低的，因為他們最依靠天然資源生活，如農業，畜牧業，捕漁業等。先進的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看似較小受影响，但不要忘記我們是導致氣候災害的原兇。況且，我們的糧食供應在全球化底下，大多都是由這些發展中國家供應，我們不能說我們可以獨善其身。

全球化底下，氣候災害其實也沒有國家可以置身事外；別國受災，我們又是否完全沒有責任需負呢？值得我們反思！

註:
PPM : 為百萬分之一單位，係指溫度在攝氏二十五度、一大氣壓條件下，每立方公尺空氣中氣狀有害物之立方公分數。來源：(tw.myblog.yahoo.com/slinwang.tw/article )

From Nationalism to Hybridization

香港自九七回歸中國已有十一年，香港以往在英國管治時代，都有意無意之間地去中國化。從教育、文化、經濟，工作等方面，港英政府都進行了不少動作，使港人自覺自己與中國內地的中國人有所不同。

教育上，學制是英式的，着重英語教學。課堂上，縱有中國歷史科，卻鮮有提及1911年辛亥革命，以至1949年中國共產黨解放全中國後的歷史。文化上，許多建築生活都是英式的。很多專業領域，華人如果想出人頭地，良好的英語水平更是必需的。英語除了是官方語言外，也是商界、專業界別的語言。

雖然港英政府這些近一百多年的各種措施，有其殖民地主義的用意，但港人卻因此而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生活。地理上香港和中國是不可分割的，香港人與中國內地的人民絕大部份都是同宗同源，血濃於水。但制度上卻十分包容世界各地的人民，因為香港的文化十分國際性，也是進出容易的自由港。香港人由於多年來都經常接觸歐美文化，國際視野其實比起中國內地很多城市的市民要闊寛許多。

英殖民統治固然有很多的不公平，但香港人也受惠於其良好的制度。其實香港回歸中國後，殖民地的不公平現象已被打破，加上自己的國際化、全球化身份，作為中國的一個對外開放的國際城市，本應是很有前途，有希望的；但我卻有感，回歸十一年來香港政府卻是有意無意之間削弱其獨特性和香港的本土性身份，反之中國國民身份的認同卻加强了。這些轉變，不知是否與政治上的原因有關，但卻使香港的全球化身份削弱了。

舉例而言，十年前的母語教育政策，某程度上使學生的英語能力下降了，本來香港的國際優勢就是香港人的雙語能力，如果沒有了這種優勢，香港與國內的其他城市其實也一樣。

削弱英語的地位，可能是有其政治上的目的，因宗主國已不是英國，為了與祖國更為交心。母語教育與普通話教中文的教育政策便推出以迎合港情。香港的機會在全球化熱潮下，反而未見優勢，實在有點可惜。

為了去殖民化，很多有殖民地色彩的建築也漸漸地以「發展」的理由拆去。遠的有美利樓被拆去搬往赤柱，近的有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拆卸，有包浩斯建築特色的灣仔街市，中環街市將不被保留，域多利監獄、警署建築群，中環郵政局，尖沙咀警署，油麻地警署，還有很多很多殖民地色彩的建築物將被拆御或搬遷或只作有限度保留。取而代之是大商場或是摩天大廈，理由是「發展」，但「發展」就只是簡單化的等如商場與摩天大廈？反之，一水之隔的澳門卻盡力保留殖民地建築郡，卻也因此而保留了許多澳門人的舊記憶和吸引了更多的全球遊客。究竟保育與發展是不是一定對立？澳門的保育政策，短期可能未能賺取很多利益，但長遠而言，卻使全球遊客更了解澳門的故事，帶來的利益可能更長遠。遊客對我們的歷史故事是最感興趣的，反而不是對我們一座一座的高樓大廈感興趣。

我們回歸祖國，不等於要抺去我們的生活和記憶。我們要背靠祖國，也得面向世界。政治的目的使香港人的生活記憶受影響是十分可惜的。我們不是反對中國國民的身分認同，只是十分懷疑非英即中的簡單二分法，反對抺去香港故事的政策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