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actually, has already developed maturely. A large population of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CMC. The phenomena of groupness, conformity and polarization are not infrequent in social media. In fact, the successful one has forme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virtual community, just like a community in the real society.
2009年6月22日
Media Ethics and Literacy
Lee Wing Fai, 2009 (HKMediaEd.net)
Lecture Materials of Media Ethics and Literacy,
SCS, CUHK
Lecture 1 Introduction: Understanding Media
Lecture 2 Journalism as Ethics 1
Lecture 3 Journalism as Ethics 2
Lecture 4 Journalism as Ethics 3 - Photojournalism
Lecture 5 Advertising Ethics - How images talk?
Lecture 6 Advertising Ethics & Literacy
Lecture 7 Ethics around Media Technology - How New Media affect Traditional Media
Lecture 8 Interpretation of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Lecture 9 Mass Media, New Media and Civil Society
Lecture 10 Internet Addiction and Online Games
Lecture 11a Google Searching Tips
Lecture 11b New media, IPR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Lecture 1 Introduction: Understanding Media
Lecture 2 Journalism as Ethics 1
Lecture 3 Journalism as Ethics 2
Lecture 4 Journalism as Ethics 3 - Photojournalism
Lecture 5 Advertising Ethics - How images talk?
Lecture 6 Advertising Ethics & Literacy
Lecture 7 Ethics around Media Technology - How New Media affect Traditional Media
Lecture 8 Interpretation of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Lecture 9 Mass Media, New Media and Civil Society
Lecture 10 Internet Addiction and Online Games
Lecture 11a Google Searching Tips
Lecture 11b New media, IPR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2008年9月28日
Flexible Employment and Insecurity
全球化的理念是最低成本達至最高利益，故此各行各業漸漸都提倡靈活的聘用僱員制度，而這種不固定性的聘用方式導致了許多的不穩定性和不安定性。
在過去的十多二十年，許多職業的僱主為着減輕成本，僱用員工時都傾向選擇合約制，工程界尤甚，例如建築工程批予大判，大判會發工作給二判以至三判，二、三判的判頭本身的公司可能是沒有工人的，只是有工作時以日薪或時薪聘用工人，工程完畢後便會解散工人。既然不是長工，自然亦沒有長工的保障如假期，工會的保護等等，所以工人會感到較沒有保障。
其實，除了建築工人外，工廠老闆亦會因為工程或訂單而聘用大批的兼職或合約員工。愈來愈多的工種也傾向於合約制，大企業如是，教育機構亦如是。例如，馬會負責電話投注的員工，大部份都是兼職的，投注站的櫃員也有一半以上是兼職員工，麥當勞、KFC等連鎖餐廳也聘用大量兼職員工。由於只是兼職的關係，他們的凝聚力較小，也沒有興趣參與工會的活動。他們可能只是每天或每星期上班數小時，自然沒有時間和興趣與僱主談判或爭取員工權益與福利，可能他們就算被不公平對待也不自覺，僱主要根據合約不予續約也十分容易。
政府給予教育機構及福利機構的支助，很多都是以每年一筆過撥款的形式發放。如是者，許多大、中、小學唯有聘用許多合約員工，很多中學的新老師都是以合約制聘用，以方便撥款一旦取消，容易與老師解約。行政上雖然方便，但老師的穩定性却被削弱，老師心理上的不安卻由比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很難建立。不竟這是一種「過客」的心理。
大學的課程更多的是聘用合約導師，他們沒有自己的辦公室，不方便與學生討論問題。靈活性是足夠，但卻需要反思是否教育的基本精神？新老師、新社工就着這些靈活性的聘用形式，會覺得不安穩，不受重視，前路茫茫也影响對僱主的忠誠。
2008年9月27日
全球化與氣候災害
全球的氣候變化愈變愈極端使我們覺得地球的不安全，全球暖化現象而是鐵一般事實，它的成因很有理由相信是各國，尤其是工業國的氣體排放量不斷增加所做成，二氧化自1850年至2000年(工業革命)，它的濃度由280PPM增至379PPM，足足是100PPM，有說達至450PPM，地球將面臨不可逆轉的災難。(來源: OXFAM)
不可否認，與氣候相關的災害包括旱災，水災，風災，近年是趨向頻密。由1985年至現在，20多年來，氣候災害增加了三至四倍之多。(來源：OXFAM)。吊詭的是，先進國家的氣體排放導致氣候災害；由於氣候沒有國界之分，已發展和發展中以至第三世界國家卻同受災害。不過第三世界國家的抗災能力卻是最低的，因為他們最依靠天然資源生活，如農業，畜牧業，捕漁業等。先進的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看似較小受影响，但不要忘記我們是導致氣候災害的原兇。況且，我們的糧食供應在全球化底下，大多都是由這些發展中國家供應，我們不能說我們可以獨善其身。
全球化底下，氣候災害其實也沒有國家可以置身事外；別國受災，我們又是否完全沒有責任需負呢？值得我們反思！
註:
PPM : 為百萬分之一單位，係指溫度在攝氏二十五度、一大氣壓條件下，每立方公尺空氣中氣狀有害物之立方公分數。來源：(tw.myblog.yahoo.com/slinwang.tw/article )
2008年9月24日
From Nationalism to Hybridization
香港自九七回歸中國已有十一年，香港以往在英國管治時代，都有意無意之間地去中國化。從教育、文化、經濟，工作等方面，港英政府都進行了不少動作，使港人自覺自己與中國內地的中國人有所不同。
教育上，學制是英式的，着重英語教學。課堂上，縱有中國歷史科，卻鮮有提及1911年辛亥革命，以至1949年中國共產黨解放全中國後的歷史。文化上，許多建築生活都是英式的。很多專業領域，華人如果想出人頭地，良好的英語水平更是必需的。英語除了是官方語言外，也是商界、專業界別的語言。
雖然港英政府這些近一百多年的各種措施，有其殖民地主義的用意，但港人卻因此而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生活。地理上香港和中國是不可分割的，香港人與中國內地的人民絕大部份都是同宗同源，血濃於水。但制度上卻十分包容世界各地的人民，因為香港的文化十分國際性，也是進出容易的自由港。香港人由於多年來都經常接觸歐美文化，國際視野其實比起中國內地很多城市的市民要闊寛許多。
英殖民統治固然有很多的不公平，但香港人也受惠於其良好的制度。其實香港回歸中國後，殖民地的不公平現象已被打破，加上自己的國際化、全球化身份，作為中國的一個對外開放的國際城市，本應是很有前途，有希望的；但我卻有感，回歸十一年來香港政府卻是有意無意之間削弱其獨特性和香港的本土性身份，反之中國國民身份的認同卻加强了。這些轉變，不知是否與政治上的原因有關，但卻使香港的全球化身份削弱了。
教育上，學制是英式的，着重英語教學。課堂上，縱有中國歷史科，卻鮮有提及1911年辛亥革命，以至1949年中國共產黨解放全中國後的歷史。文化上，許多建築生活都是英式的。很多專業領域，華人如果想出人頭地，良好的英語水平更是必需的。英語除了是官方語言外，也是商界、專業界別的語言。
雖然港英政府這些近一百多年的各種措施，有其殖民地主義的用意，但港人卻因此而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生活。地理上香港和中國是不可分割的，香港人與中國內地的人民絕大部份都是同宗同源，血濃於水。但制度上卻十分包容世界各地的人民，因為香港的文化十分國際性，也是進出容易的自由港。香港人由於多年來都經常接觸歐美文化，國際視野其實比起中國內地很多城市的市民要闊寛許多。
英殖民統治固然有很多的不公平，但香港人也受惠於其良好的制度。其實香港回歸中國後，殖民地的不公平現象已被打破，加上自己的國際化、全球化身份，作為中國的一個對外開放的國際城市，本應是很有前途，有希望的；但我卻有感，回歸十一年來香港政府卻是有意無意之間削弱其獨特性和香港的本土性身份，反之中國國民身份的認同卻加强了。這些轉變，不知是否與政治上的原因有關，但卻使香港的全球化身份削弱了。
舉例而言，十年前的母語教育政策，某程度上使學生的英語能力下降了，本來香港的國際優勢就是香港人的雙語能力，如果沒有了這種優勢，香港與國內的其他城市其實也一樣。
削弱英語的地位，可能是有其政治上的目的，因宗主國已不是英國，為了與祖國更為交心。母語教育與普通話教中文的教育政策便推出以迎合港情。香港的機會在全球化熱潮下，反而未見優勢，實在有點可惜。
為了去殖民化，很多有殖民地色彩的建築也漸漸地以「發展」的理由拆去。遠的有美利樓被拆去搬往赤柱，近的有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拆卸，有包浩斯建築特色的灣仔街市，中環街市將不被保留，域多利監獄、警署建築群，中環郵政局，尖沙咀警署，油麻地警署，還有很多很多殖民地色彩的建築物將被拆御或搬遷或只作有限度保留。取而代之是大商場或是摩天大廈，理由是「發展」，但「發展」就只是簡單化的等如商場與摩天大廈？反之，一水之隔的澳門卻盡力保留殖民地建築郡，卻也因此而保留了許多澳門人的舊記憶和吸引了更多的全球遊客。究竟保育與發展是不是一定對立？澳門的保育政策，短期可能未能賺取很多利益，但長遠而言，卻使全球遊客更了解澳門的故事，帶來的利益可能更長遠。遊客對我們的歷史故事是最感興趣的，反而不是對我們一座一座的高樓大廈感興趣。
我們回歸祖國，不等於要抺去我們的生活和記憶。我們要背靠祖國，也得面向世界。政治的目的使香港人的生活記憶受影響是十分可惜的。我們不是反對中國國民的身分認同，只是十分懷疑非英即中的簡單二分法，反對抺去香港故事的政策行為。
2008年9月20日
全球化對政府管治的影響
在全球化底下，有說國家與政府的管治權力都正在被削弱與侵蝕。就以香港為例子，比較起十數年前香港政治在近年全球化的熱潮底下，政府的權力很多方面正在磨蝕，原因有以下數點。
首先，由於資訊的全球化，透過媒體包括電視，報章以至互聯網，全球的訊息都很快被香港市民接收；市民很容易會把香港政府和其他國家的政府作出比較，於是對政府的期望和要求自會增大，這種壓力對政府而言，或多或少都需向市民作出回應，政策也要調整。
此外，全球化使政府崇尚小政府、大市場，講求效率，許多時都會外判政府工作予私人機構，政府規模比較以前也是小了。外判機構工作雖是減輕了成本，但政府卻很多時少了直接監管，出了問題，投訴卻仍會算在政府的頭上。
另外，自七一五十萬人的民主大遊行後，政府的形象更被削弱，沙士不只是香港的問題，也是全球衛生的問題，政府不能不與各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如世衛(WHO)合作協調，這種權力管治模式趨向了全球性管治(GLOBAL GOVERNANCE) 。
公民社會力量的興起，媒體如互聯網的發展，也影響到香港政府的施政，例如政府受到一些壓力團體或非政府組織(NGO)的訴求或壓力，政策也需改變。GREENPEACE發起減少E-WASTE(電子廢料)的運動，政府是需要回應。市民認知就算E-WASTE是運到內地，也不代表香港市民能獨善其身。全球化底下，香港的食水及食物都是來自其他國家，其中大部份更來自中國內地，中國的土地受到污染，我們的食物也很大機會受到污染。
九七後，很多英資公司撤出了香港，於是香港很多華資的大財閥透過收購，取而代之及壯大。香港政府也需要看商家的面色，因為他們掌握了香港的經濟命脈，例如李嘉諴的業務包括樓宇，個人日用品，食物，通訊，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政府不能不看重其投資，但太優待財閥時又會引起「官商勾結」的批評。政府就像是夾在市民與大企業中間，形象兩面不討好。
在全球化政府下，各國的聯繫也緊密了，也代表香港政府例如在經濟上不能自由決定自己的經濟政策，港元與美元掛勾，利率也需跟從美元。縱使香港的經濟沒有太大的結構問題，由於香港很多銀行投資了與美國的次按市場，於是也受影響。全球通脹，香港也不能幸免，政府於政也不能太單純考慮本港情況。
所以，全球化的因素對香港政府的施政與管治權力是受到若干的磨蝕，但卻未至於完全侵蝕。香港政府未至於任何情況之下，施政都要看各國面色，但權力削弱也在所難免；不過，這也代表了問責度和透明度的提高，對市民而言亦有其好處。
2008年9月12日
新媒體變選舉戰場
2008-09-11
開拓年輕新票源
【明報專訊】第4屆立法會已塵埃落定，直選戰場的角逐人數及名單數目，均打破回歸以來的紀錄；五大選區30議席共有55張名單爭逐，較上屆激增五成。要在眾多參選人之中突圍而出，不少候選人都將目光投向Facebook、YouTube、Roadshow等新媒體。
究竟這些新媒體（new media）在選舉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其實『新媒體』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類似我們常說的『多媒體』，包括互聯網、視像手機等。」研究新媒體的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馮應謙說﹕「現時選民往往不止滿足於宣傳單張上的資訊，有了Facebook等新媒體，他們可主動蒐集資料，如候選人在不同議題上的立場等。」
是次選舉中，不少候選人也將自己的活動相片、宣傳短片等上載至Facebook、YouTube和競選網站，馮應謙指出，候選人希望提供其他額外資訊予選民，宣傳自己。
文﹕羅佩儀、黃郁文
source: 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2/1/1/867851/1.html
2008年7月19日
Hyper-capitalism and Neoliberalism
在商言商，商人都希望以最少成本，賺取最高利潤。在全球化底下，Hyper-capitalism更加推至高峰。大企業生產的商品都是產自全球每個角落，大原則是價低者得，勞動力密集、生產成本低的國家，自然佔盡優勢。
大企業大品牌的生產線一定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例如中國、印度、東南亞等國。因為這些國家的勞動人口密集，且工資低廉。Nike運動鞋不會在美國生產，其生產線全遷移至發展中國家。美國大企業的本土員工只負責市場策劃(Marketing)，包括設計、廣告、包裝、宣傳推廣以吸引全球顧客購買。
全球化底下，大企業的融資、集資都是來自全球。大企業的股票是全球認購，在香港上市的企業，全球的資本家、基金也可透過國際認購的方式集資。由於通訊媒體的發達，如互聯網、電視、衛星、電話等都有助全球資訊流通，更方便全球融資、傾銷、生產與推廣。
由於背靠祖國這個龐大的勞動力，在香港，hyper-capitalism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香港中介着許多國際品牌的生產線，香港的廠商的生產線更是早已遷移至大陸如珠三角地帶。很多香港廠商只在港保留與歐美外商溝通的辦事處。
就連服務性行業，某些工序或服務也可遷移至低廉國家或地區。例如，一些公司如匯豐銀行、渣打銀行都在印度設立了後端辦公室的處理中心。匯豐銀行的電話客戶服務熱線中心也遷移了上廣州。
全球化加速了hyper-capitalism，大企業也賺取了最大利潤，隨之而來也衍生了很多社會問題，例如本地就業不足、失業。生產線國家的工人工時超長、地區污染。由於生產是全球化，企業責任會有機會被埋沒。因為違規的工廠不在大企業本身的國家發生，企業於是可以逃避了許多法律責任。生產地由於希望國家能吸引更多資金以幫助國家發展，很多明知的工廠違規，也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
大企業大品牌的生產線一定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例如中國、印度、東南亞等國。因為這些國家的勞動人口密集，且工資低廉。Nike運動鞋不會在美國生產，其生產線全遷移至發展中國家。美國大企業的本土員工只負責市場策劃(Marketing)，包括設計、廣告、包裝、宣傳推廣以吸引全球顧客購買。
全球化底下，大企業的融資、集資都是來自全球。大企業的股票是全球認購，在香港上市的企業，全球的資本家、基金也可透過國際認購的方式集資。由於通訊媒體的發達，如互聯網、電視、衛星、電話等都有助全球資訊流通，更方便全球融資、傾銷、生產與推廣。
由於背靠祖國這個龐大的勞動力，在香港，hyper-capitalism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香港中介着許多國際品牌的生產線，香港的廠商的生產線更是早已遷移至大陸如珠三角地帶。很多香港廠商只在港保留與歐美外商溝通的辦事處。
就連服務性行業，某些工序或服務也可遷移至低廉國家或地區。例如，一些公司如匯豐銀行、渣打銀行都在印度設立了後端辦公室的處理中心。匯豐銀行的電話客戶服務熱線中心也遷移了上廣州。
全球化加速了hyper-capitalism，大企業也賺取了最大利潤，隨之而來也衍生了很多社會問題，例如本地就業不足、失業。生產線國家的工人工時超長、地區污染。由於生產是全球化，企業責任會有機會被埋沒。因為違規的工廠不在大企業本身的國家發生，企業於是可以逃避了許多法律責任。生產地由於希望國家能吸引更多資金以幫助國家發展，很多明知的工廠違規，也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
2008年7月12日
Globalization，Localization，還是Glocalization？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香港人每天都接觸不同的訊息。我們都能預測得到明天恆生指數的升跌，只要我們看看當晚互聯網的美股走勢，我們大都能預測得到翌日恆指升跌。香港的經濟活動，已是十足的全球化。
在消費品上，不難發現超市的商品、IKEA售賣的傢俱、運動店的衣履鞋襪都是產自全球各地。全球很多國家的人民所穿的衣服裝束其實也沒有兩樣，例如美國、中國、香港、甚或是非洲國家的青少年，原來許多都穿美國品牌Nike的運動鞋。但翻一翻鞋舌，又會發現美國品牌的生產地卻是中國或低廉勞動力的第三世界國家，如印度、越南、印尼、柬埔寨等等。
我們家中的電腦，拆件細看，也是「聯合國」產品，例如馬來西亞Harddisk、中國Display Card、台灣Monitor、美國CPU等等。
文化上，全球化現象都是向强國傾斜。少男少女穿的是歐美品牌，吃的是McDonalds、KFC、喝的是Starbucks咖啡。第三世界或經濟弱國，縱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卻從不是主流文化氣候。中國熱好像有點兒吹向歐美，同時不過說明中國的國力增强了。
政治上，歐美文化一面例傾銷至全世界，全球一體化的文化主流是歐美文化，標 誌着歐美價值觀的鞏固。
我們得認同自己的文化價值，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爭論卻又無日無之。由於互聯網的發展與交通的便捷，全球化(歐美價值)的思想容易傳播的同時，反全球化的弱勢社羣也同時以全球化的方式宣傳自己的觀點；透過互聯網、網站發表自己文化價值，便捷的交通也方便組織者到歐美國家抗議全球化。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相互緊扣，很糢糊，也很清晰，Globalization，Localization，還是Glocalization？
在消費品上，不難發現超市的商品、IKEA售賣的傢俱、運動店的衣履鞋襪都是產自全球各地。全球很多國家的人民所穿的衣服裝束其實也沒有兩樣，例如美國、中國、香港、甚或是非洲國家的青少年，原來許多都穿美國品牌Nike的運動鞋。但翻一翻鞋舌，又會發現美國品牌的生產地卻是中國或低廉勞動力的第三世界國家，如印度、越南、印尼、柬埔寨等等。
我們家中的電腦，拆件細看，也是「聯合國」產品，例如馬來西亞Harddisk、中國Display Card、台灣Monitor、美國CPU等等。
文化上，全球化現象都是向强國傾斜。少男少女穿的是歐美品牌，吃的是McDonalds、KFC、喝的是Starbucks咖啡。第三世界或經濟弱國，縱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卻從不是主流文化氣候。中國熱好像有點兒吹向歐美，同時不過說明中國的國力增强了。
政治上，歐美文化一面例傾銷至全世界，全球一體化的文化主流是歐美文化，標 誌着歐美價值觀的鞏固。
我們得認同自己的文化價值，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爭論卻又無日無之。由於互聯網的發展與交通的便捷，全球化(歐美價值)的思想容易傳播的同時，反全球化的弱勢社羣也同時以全球化的方式宣傳自己的觀點；透過互聯網、網站發表自己文化價值，便捷的交通也方便組織者到歐美國家抗議全球化。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相互緊扣，很糢糊，也很清晰，Globalization，Localization，還是Glocalization？
2007年9月8日
後殖民地時代香港傳媒的政治與市場變化
2007年9月1日，澳門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黎佩兒於香港科技大學的一個嘉賓講座上，講述有關後殖民地時代的香港傳媒的政治與市場變化。
回歸前，左、中、右的報章刊物都可以在香港找到。回歸後十年，香港人的生活模式似乎亦大致和以往一樣。市民可以暢所欲言，傳媒繼續百花齊放。究竟回歸後的香港傳媒在新政治形勢下正面對甚麼挑戰？回歸後傳媒和政治的關係又如何？
市埸形勢與政治取向
市場形勢上，親台灣的報章九七回歸前其實已全面徹出香港，國民黨報紙《香港時報》，更因財務不濟，早在1993年結業；但親中的部份報章也完成歷史任務，《新晚報》亦因1999年間之報業減價戰中倒閉。基本面的多元化結構沒有改變，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基本運作同回歸前沒有大的變化，仍然遵循傳統的專業守則。無論政治傾向如何，尊重讀者的知情權，重要新聞不敢忽略，報導與評論區分，同時，注意新聞的查證和爭議性報導的平衡原則。電台的烽煙(Phone-in)節目是香港言論自由一景，聽眾的任何議論批評，直播出街，董建華經常成為嘲弄的對象，這是專制社會不可想像的。但有關中國內地的新聞報導上，雖然有不少負面材料，尤其愛追蹤大陸被禁報導的事件，但並未一面倒的「唱衰」中國。
不過，在處理政治新聞時，很多報章已不再以專責部門負責，例如《南華早報》亦取消了政治部(Political Desk)。報章在報導政治新聞時，許多時都採取觀望態度(Wait and See)，大家都似是看看同業如何取向，才訂立報導方向。比對回歸前，報章都傾向於採用中性詞彙。例如：九七前，稱「台灣總統」，回歸後則稱「台灣領導人」，「六四屠殺」也以「六四事件」所取代。報章也較傾向於不尋根究底地報導有關內地人為的人禍災難。傳媒像是已經作出了有限度的自我審查。香港的新聞報導手法日漸娛樂化，至少佔了全港八成銷量的三份大報(東方、蘋果、太陽)如是。
全面的商人辦報的憂慮
此外，文人辦報的年代亦已被商人辦報取締，而愛國商人、親中央財團亦逐漸進佔香港輿論陣地。環顧多位本地傳媒的老闆和高層，他們多已被香港及中國政府委以國內公職、特區政府勳銜、又或是在大陸經營龐大生意。
《星島日報》、《頭條日報》、英文報章《The Standard》所屬的泛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何柱國，是全國政協常委；《經濟日報》集團主席馮紹波，也是政協委員，獲頒金紫荊星章。《東方日報》及《太陽報》的東方報業集團主席馬澄坤，則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及獲頒銅紫荊星章。《香港商報》母公司聯合出版集團主席李祖澤、《大公報》社長王國華、《文滙報》社長張國良，均是政協委員。有線電視母公司九龍倉集團主席吳光正，是政協常委，及獲頒金紫荊星章。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李嘉誠，獲頒大紫荊星章，副主席李澤鉅是政協常委，而長實與和黃共同持有新城電台的股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主席邵逸夫及前助理總經理黃應士，獲頒銀紫荊星章。亞洲電視前行政總裁陳永祺，是政協常委，及獲頒金紫荊星章。《香港經濟日報》總編輯陳早標，亦獲銅紫荊星章。
即使沒有公職或勳銜，但在國內營商、有經濟利益者亦大不乏人；《南華早報》所屬的嘉里集團主席郭鶴年，於內地有大量房地產及酒店生意。《明報》企業主席、馬來西亞華裔商人張曉卿旗下多份消閒刊物，在內地各主要城市發行。免費報紙《am730》創辦人施永青的地產生意，在大陸有過萬名職員。
結語
雖然傳媒的老闆或高層有以上公職或勳銜並不表示會削弱新聞從業員的持平專業報導，但在處理有關中國的事務時，或會因媒體高層與內地千絲萬縷的關你和對國情瞭解日增而變得格外小心。事實上，越來越多親中商人擁有媒體、中港文化趨同、大眾對中國的態度轉變等都令傳媒的言論空間慢慢收窄。此外，香港和大陸社會之間頻繁交往，文化差異減少，香港社會及傳媒對大陸的批判也減少。對傳媒工作者而言，一些本來自覺的自我審查，更有可能隨時間及社會改變而習以為常。
我曾聽過地產商人施永青以前曾打趣稱香港報章現在只剩下兩種觀點，就是Ａ觀點（蘋果日報觀點）和Ｂ觀點（北京觀點）。他的說法，現在看來也不無道理。施永青現在也辦報(免費報紙《am730》)，不知他是否能夠成功開闢「Ｃ（施）觀點」，不傾左、不傾右呢？。
整體而言，回歸後的香港傳媒還是可以大體真實的反映中國的現狀。因此，英國議會九七後每年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檢查，都給予相當的肯定。無國界記者協會2002年的調查，也將香港新聞自由的排名列為一百多個國家中的第18名。
展望未來，傳媒面對中國的政經壓力只會有增無減。香港能否保住新聞自由，媒介能否堅守新聞專業固然重要，但要看傳媒下一個十年的發展，香港政治體制是否民主化，以至中國大陸是否更趨開放，才是關鍵。我想，隨着中國經濟開放，中國政治也未必可以永遠鉗制。順帶一提，互聯網的興起，Web2.0的互動設計漸趨流行，博客(Weblog)、Youtube短片，維基百科等的掘起，也會左右民意，突破新聞封鎖，香港的新聞自由有隱憂之餘，也不需要十分悲觀的。
回歸前，左、中、右的報章刊物都可以在香港找到。回歸後十年，香港人的生活模式似乎亦大致和以往一樣。市民可以暢所欲言，傳媒繼續百花齊放。究竟回歸後的香港傳媒在新政治形勢下正面對甚麼挑戰？回歸後傳媒和政治的關係又如何？
市埸形勢與政治取向
市場形勢上，親台灣的報章九七回歸前其實已全面徹出香港，國民黨報紙《香港時報》，更因財務不濟，早在1993年結業；但親中的部份報章也完成歷史任務，《新晚報》亦因1999年間之報業減價戰中倒閉。基本面的多元化結構沒有改變，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基本運作同回歸前沒有大的變化，仍然遵循傳統的專業守則。無論政治傾向如何，尊重讀者的知情權，重要新聞不敢忽略，報導與評論區分，同時，注意新聞的查證和爭議性報導的平衡原則。電台的烽煙(Phone-in)節目是香港言論自由一景，聽眾的任何議論批評，直播出街，董建華經常成為嘲弄的對象，這是專制社會不可想像的。但有關中國內地的新聞報導上，雖然有不少負面材料，尤其愛追蹤大陸被禁報導的事件，但並未一面倒的「唱衰」中國。
不過，在處理政治新聞時，很多報章已不再以專責部門負責，例如《南華早報》亦取消了政治部(Political Desk)。報章在報導政治新聞時，許多時都採取觀望態度(Wait and See)，大家都似是看看同業如何取向，才訂立報導方向。比對回歸前，報章都傾向於採用中性詞彙。例如：九七前，稱「台灣總統」，回歸後則稱「台灣領導人」，「六四屠殺」也以「六四事件」所取代。報章也較傾向於不尋根究底地報導有關內地人為的人禍災難。傳媒像是已經作出了有限度的自我審查。香港的新聞報導手法日漸娛樂化，至少佔了全港八成銷量的三份大報(東方、蘋果、太陽)如是。
全面的商人辦報的憂慮
此外，文人辦報的年代亦已被商人辦報取締，而愛國商人、親中央財團亦逐漸進佔香港輿論陣地。環顧多位本地傳媒的老闆和高層，他們多已被香港及中國政府委以國內公職、特區政府勳銜、又或是在大陸經營龐大生意。
《星島日報》、《頭條日報》、英文報章《The Standard》所屬的泛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何柱國，是全國政協常委；《經濟日報》集團主席馮紹波，也是政協委員，獲頒金紫荊星章。《東方日報》及《太陽報》的東方報業集團主席馬澄坤，則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及獲頒銅紫荊星章。《香港商報》母公司聯合出版集團主席李祖澤、《大公報》社長王國華、《文滙報》社長張國良，均是政協委員。有線電視母公司九龍倉集團主席吳光正，是政協常委，及獲頒金紫荊星章。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李嘉誠，獲頒大紫荊星章，副主席李澤鉅是政協常委，而長實與和黃共同持有新城電台的股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主席邵逸夫及前助理總經理黃應士，獲頒銀紫荊星章。亞洲電視前行政總裁陳永祺，是政協常委，及獲頒金紫荊星章。《香港經濟日報》總編輯陳早標，亦獲銅紫荊星章。
即使沒有公職或勳銜，但在國內營商、有經濟利益者亦大不乏人；《南華早報》所屬的嘉里集團主席郭鶴年，於內地有大量房地產及酒店生意。《明報》企業主席、馬來西亞華裔商人張曉卿旗下多份消閒刊物，在內地各主要城市發行。免費報紙《am730》創辦人施永青的地產生意，在大陸有過萬名職員。
結語
雖然傳媒的老闆或高層有以上公職或勳銜並不表示會削弱新聞從業員的持平專業報導，但在處理有關中國的事務時，或會因媒體高層與內地千絲萬縷的關你和對國情瞭解日增而變得格外小心。事實上，越來越多親中商人擁有媒體、中港文化趨同、大眾對中國的態度轉變等都令傳媒的言論空間慢慢收窄。此外，香港和大陸社會之間頻繁交往，文化差異減少，香港社會及傳媒對大陸的批判也減少。對傳媒工作者而言，一些本來自覺的自我審查，更有可能隨時間及社會改變而習以為常。
我曾聽過地產商人施永青以前曾打趣稱香港報章現在只剩下兩種觀點，就是Ａ觀點（蘋果日報觀點）和Ｂ觀點（北京觀點）。他的說法，現在看來也不無道理。施永青現在也辦報(免費報紙《am730》)，不知他是否能夠成功開闢「Ｃ（施）觀點」，不傾左、不傾右呢？。
整體而言，回歸後的香港傳媒還是可以大體真實的反映中國的現狀。因此，英國議會九七後每年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檢查，都給予相當的肯定。無國界記者協會2002年的調查，也將香港新聞自由的排名列為一百多個國家中的第18名。
展望未來，傳媒面對中國的政經壓力只會有增無減。香港能否保住新聞自由，媒介能否堅守新聞專業固然重要，但要看傳媒下一個十年的發展，香港政治體制是否民主化，以至中國大陸是否更趨開放，才是關鍵。我想，隨着中國經濟開放，中國政治也未必可以永遠鉗制。順帶一提，互聯網的興起，Web2.0的互動設計漸趨流行，博客(Weblog)、Youtube短片，維基百科等的掘起，也會左右民意，突破新聞封鎖，香港的新聞自由有隱憂之餘，也不需要十分悲觀的。
2007年9月1日
香港貧窮現況
2007年8月25日，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施麗珊小姐於香港科技大學的一個嘉賓講座上，訴說香港貧窮現況問題嚴重。席上，她稱現在仍有人包括老師，不相信香港有些人的貧窮情況超乎想像。例如：老師要求學生攜帶一張全家遊玩的照片貼在家課上，但對於貧窮家庭的學生來說，這已經是奢侈的要求。
貧窮家庭沒有數碼相機、電腦；有電腦的，也可能付不起上網費用。可是新的教學模式卻要求學生用電腦、上網找資料。很多專題研習的報告也鼓勵同學擴闊視野，參加旅行或出席參觀活動；但對貧窮家庭而言，數十元的交通費及入場費，無疑是百上加斤。新教學模式，鼓勵走出課室，自主學習，原意雖好，但政府的扶貧政策卻未能到位，使貧窮家庭倍添壓力。
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GDP)不斷上升，由117,004元(1986)，上升至179,722元(1996)，再升至252,917(2006)。港人的GDP高了，並不代表所有人的GDP都平均地高了。回歸十年，本港的恒生指數屢創新高，但貧富懸殊指數也創新高，政府公佈堅尼系數高達0.533，貧富懸殊排名世界十名以內。據統計處資料顯示，1996年香港堅尼系數是0.518，2001年是0.525，2006年則再攀升至0.533，顯示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正在加劇。其實，一個國家/地區的堅尼系數數值若到達0.6，便會經常出現暴亂，然而這都發生在非洲或南美洲的一些落後國家，我們不會希望香港和她們看齊吧！
窮人為甚麼窮？
香港的窮人之所以窮，不是因為他們懶。沒有人想窮的，但更大的原因是市場的失衡，如全球化、經濟轉型、貧富不均，以及政策失衡。貧窮非自找，市場政策失衡才是要命。
香港7、80年代的確經歷了一段很長、很穩定的經濟起飛期，大家只會說：有手有腳，肯做肯捱，是不會餓死的。自80年代開始，本港製造業的生產工序快速遷移到內地及東南亞，造成大量製造業工人失業，這是導致本港貧窮惡化的主要結構原因。
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斷捲入新的國家，以及跨國企業以大量直接外來投資帶來資本加速的流動，均促成國際生產體系的一體化，資本大量的遷移。從1986年開始，製造業的工作人口由94萬多人（約40%工作人口）持續下跌，到1996年製造業只剩下57萬多人（佔20%工作人口），十年間製造業共淘汰了37萬多人，佔全港工作人口的比例下降了近17%。 經濟轉型、工業北移，高技術工業發展，低技術職位流失。另外，留在香港製造業的工序主要為產品設計、產品銷售及財務控制等以文職人員為主的非生產性工序，所以製造業本身也出現白領化的趨勢。在非工業化及白領化的影響下，受打擊最大的是長期從事製造業工作的勞工，包括低技術工人。他們面臨裁員及關廠的威脅，出現失業、開工不足及提早退休等狀況。這些勞工大多流入低職級、低薪的工種。
經濟轉型加劇失業
限於他們的工作經驗、年齡和學歷，他們缺乏轉職的條件，能夠在服務業內找到工作，維持原來收入者，已經是比較幸運的了。不少製造業的藍領工人，尤其是中老年及女性更面對失業的困境。不單在私營機構，連政府公務員亦出現邊緣化情況。在「私營化」及「非公營化」的策略下，不少政府及公共服務改由私營公司承辦有關服務，如停車場管理、護衛、清潔等。
泡沫經濟 赤貧狀況更趨惡化
除了經濟轉型及失業上升導致收入下降的因素外，泡沫經濟，以及房地產市場畸形發展，令低開支住戶的開支急劇上升，也是造成貧窮惡化的原因，尤其在90年代，由於房屋開支急速增長，他們被逼減少食物及其他開支，赤貧狀況更形惡化。
80年代以前，低開支戶主要靠申請公屋來解決居住需要，輪候期間，他們租住床位或房間。但隨著房地產市場高速發展，低開支戶選擇愈來愈少。未能入住公屋的單身人士及新移民，選擇只有是在舊區中的床位或板間房，但又有重建計劃，令他們的選擇更少。
在人口結構方面，老人、單親及新移民家庭的增加也是令貧窮問題惡化的原因。本港人口老化，但社會並無養老金制度，不少獨居老人不單收入低，更缺乏家人照顧。再者，由於本港生活開支高，令大量新移民家庭在香港面對貧窮問題。
總而言之，本港貧窮問題主要源於經濟全球化及地區化，帶來香港經濟結構轉型，令失業上升，工資增長緩慢，加上服務業工資兩極化及勞工邊緣化，造成大量在職貧窮人士（Working Poor）。而本港經濟過於偏重房地產，高地價、高樓價及高租金的情況，令貧窮人士要將大部分入息放在房屋開支上，生活百上加斤。
回歸十年 赤貧人口翻一翻
月入少於4,000元的住戶數目，由1996年的123,869個增加至2006年205,515個。 2006年長期失業人士(失業6個月以上)有71,300人；2006年全港失業人士有167,800人。每月就業收入低於$5,000的達32萬人，因收入太低而要申領綜援補貼的個案，由1994年的991宗升至2005年的16,902宗，十年升近十八倍。窮家大小一起拾紙皮、拾汽水罐、拾鐵或清潔大廈以幫補家計，出現童工現象。繁華的都市，出現老少爭相拾荒的悲涼現象。
政府到現在也沒有定下貧窮線，因為官員認為不應該一刀切解決問題；也沒有定下最低工資，因為社會未有共識。但政府同時又大幅削減綜援，其理由是避免養懶人。於是工資未有保障的同時，安全網也徹去。
政策建議及總結
以前我們說：有手有腳，肯做肯捱，是不會餓死的。但現在那些低技術、低知識的人士就算是有手有腳，肯做肯捱，也未必能改善生活。而貧窮家庭的兒童期望以知識改變命運，可是新的教學模式卻又「歧視」他們，貧窮於是像是「遺傳病」一樣，延展至下一代。
聽說97年泡沫經濟後爆破及03年沙士期間，本港的地價一度下滑，由於成本下降，一些廠家也有興趣回流香港設廠。工業、製造業本來可吸納不少低知識、低技術人士，可是沙士過後，樓價和地價又迅速回復至97年前，人們又是嘩啦嘩啦的炒樓、炒股去，於是工業、製造業吸納低知識、低技術人士的可能性也告幻滅。
我們不要以為服務業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也不要以為所有在職低知識、低技術人士都可以成功轉移至服務業。更何況，服務業也可以北上，君不見好些銀行的數據中心也開始遷移至內地。香港只單靠金融、服務、旅遊業是沒有前途的，當其他鄰近國家/地區也成熟發展好她們的金融、服務、旅遊業，香港還可怎麽？其實政府可否訂立地價折扣，以策略性的方式協助香港的工業及製造業發展？這將有助吸納低知識、低技術人士。
此外，透過教育及培訓提升競爭力，增加勞動密集職位，發展本地經濟，檢討政府外判合約安排，推行學童寄宿服務等也是政府責無旁貸的。
「呃綜援，養懶人」的案例不是沒有，但我更相信大部份的窮困人士都是有骨氣，肯做肯捱的人。只是就業艱難，政府支援不足，加上媒體經常大事渲染「呃綜援，養懶人」的案例，加劇社會階層的矛盾與誤解，但這卻是無助於解決問題。
貧窮家庭沒有數碼相機、電腦；有電腦的，也可能付不起上網費用。可是新的教學模式卻要求學生用電腦、上網找資料。很多專題研習的報告也鼓勵同學擴闊視野，參加旅行或出席參觀活動；但對貧窮家庭而言，數十元的交通費及入場費，無疑是百上加斤。新教學模式，鼓勵走出課室，自主學習，原意雖好，但政府的扶貧政策卻未能到位，使貧窮家庭倍添壓力。
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GDP)不斷上升，由117,004元(1986)，上升至179,722元(1996)，再升至252,917(2006)。港人的GDP高了，並不代表所有人的GDP都平均地高了。回歸十年，本港的恒生指數屢創新高，但貧富懸殊指數也創新高，政府公佈堅尼系數高達0.533，貧富懸殊排名世界十名以內。據統計處資料顯示，1996年香港堅尼系數是0.518，2001年是0.525，2006年則再攀升至0.533，顯示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正在加劇。其實，一個國家/地區的堅尼系數數值若到達0.6，便會經常出現暴亂，然而這都發生在非洲或南美洲的一些落後國家，我們不會希望香港和她們看齊吧！
窮人為甚麼窮？
香港的窮人之所以窮，不是因為他們懶。沒有人想窮的，但更大的原因是市場的失衡，如全球化、經濟轉型、貧富不均，以及政策失衡。貧窮非自找，市場政策失衡才是要命。
香港7、80年代的確經歷了一段很長、很穩定的經濟起飛期，大家只會說：有手有腳，肯做肯捱，是不會餓死的。自80年代開始，本港製造業的生產工序快速遷移到內地及東南亞，造成大量製造業工人失業，這是導致本港貧窮惡化的主要結構原因。
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斷捲入新的國家，以及跨國企業以大量直接外來投資帶來資本加速的流動，均促成國際生產體系的一體化，資本大量的遷移。從1986年開始，製造業的工作人口由94萬多人（約40%工作人口）持續下跌，到1996年製造業只剩下57萬多人（佔20%工作人口），十年間製造業共淘汰了37萬多人，佔全港工作人口的比例下降了近17%。 經濟轉型、工業北移，高技術工業發展，低技術職位流失。另外，留在香港製造業的工序主要為產品設計、產品銷售及財務控制等以文職人員為主的非生產性工序，所以製造業本身也出現白領化的趨勢。在非工業化及白領化的影響下，受打擊最大的是長期從事製造業工作的勞工，包括低技術工人。他們面臨裁員及關廠的威脅，出現失業、開工不足及提早退休等狀況。這些勞工大多流入低職級、低薪的工種。
經濟轉型加劇失業
限於他們的工作經驗、年齡和學歷，他們缺乏轉職的條件，能夠在服務業內找到工作，維持原來收入者，已經是比較幸運的了。不少製造業的藍領工人，尤其是中老年及女性更面對失業的困境。不單在私營機構，連政府公務員亦出現邊緣化情況。在「私營化」及「非公營化」的策略下，不少政府及公共服務改由私營公司承辦有關服務，如停車場管理、護衛、清潔等。
泡沫經濟 赤貧狀況更趨惡化
除了經濟轉型及失業上升導致收入下降的因素外，泡沫經濟，以及房地產市場畸形發展，令低開支住戶的開支急劇上升，也是造成貧窮惡化的原因，尤其在90年代，由於房屋開支急速增長，他們被逼減少食物及其他開支，赤貧狀況更形惡化。
80年代以前，低開支戶主要靠申請公屋來解決居住需要，輪候期間，他們租住床位或房間。但隨著房地產市場高速發展，低開支戶選擇愈來愈少。未能入住公屋的單身人士及新移民，選擇只有是在舊區中的床位或板間房，但又有重建計劃，令他們的選擇更少。
在人口結構方面，老人、單親及新移民家庭的增加也是令貧窮問題惡化的原因。本港人口老化，但社會並無養老金制度，不少獨居老人不單收入低，更缺乏家人照顧。再者，由於本港生活開支高，令大量新移民家庭在香港面對貧窮問題。
總而言之，本港貧窮問題主要源於經濟全球化及地區化，帶來香港經濟結構轉型，令失業上升，工資增長緩慢，加上服務業工資兩極化及勞工邊緣化，造成大量在職貧窮人士（Working Poor）。而本港經濟過於偏重房地產，高地價、高樓價及高租金的情況，令貧窮人士要將大部分入息放在房屋開支上，生活百上加斤。
回歸十年 赤貧人口翻一翻
月入少於4,000元的住戶數目，由1996年的123,869個增加至2006年205,515個。 2006年長期失業人士(失業6個月以上)有71,300人；2006年全港失業人士有167,800人。每月就業收入低於$5,000的達32萬人，因收入太低而要申領綜援補貼的個案，由1994年的991宗升至2005年的16,902宗，十年升近十八倍。窮家大小一起拾紙皮、拾汽水罐、拾鐵或清潔大廈以幫補家計，出現童工現象。繁華的都市，出現老少爭相拾荒的悲涼現象。
政府到現在也沒有定下貧窮線，因為官員認為不應該一刀切解決問題；也沒有定下最低工資，因為社會未有共識。但政府同時又大幅削減綜援，其理由是避免養懶人。於是工資未有保障的同時，安全網也徹去。
政策建議及總結
以前我們說：有手有腳，肯做肯捱，是不會餓死的。但現在那些低技術、低知識的人士就算是有手有腳，肯做肯捱，也未必能改善生活。而貧窮家庭的兒童期望以知識改變命運，可是新的教學模式卻又「歧視」他們，貧窮於是像是「遺傳病」一樣，延展至下一代。
聽說97年泡沫經濟後爆破及03年沙士期間，本港的地價一度下滑，由於成本下降，一些廠家也有興趣回流香港設廠。工業、製造業本來可吸納不少低知識、低技術人士，可是沙士過後，樓價和地價又迅速回復至97年前，人們又是嘩啦嘩啦的炒樓、炒股去，於是工業、製造業吸納低知識、低技術人士的可能性也告幻滅。
我們不要以為服務業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也不要以為所有在職低知識、低技術人士都可以成功轉移至服務業。更何況，服務業也可以北上，君不見好些銀行的數據中心也開始遷移至內地。香港只單靠金融、服務、旅遊業是沒有前途的，當其他鄰近國家/地區也成熟發展好她們的金融、服務、旅遊業，香港還可怎麽？其實政府可否訂立地價折扣，以策略性的方式協助香港的工業及製造業發展？這將有助吸納低知識、低技術人士。
此外，透過教育及培訓提升競爭力，增加勞動密集職位，發展本地經濟，檢討政府外判合約安排，推行學童寄宿服務等也是政府責無旁貸的。
「呃綜援，養懶人」的案例不是沒有，但我更相信大部份的窮困人士都是有骨氣，肯做肯捱的人。只是就業艱難，政府支援不足，加上媒體經常大事渲染「呃綜援，養懶人」的案例，加劇社會階層的矛盾與誤解，但這卻是無助於解決問題。
2007年8月8日
再見皇后
皇后碼頭清場前一天(七月三十一日)，我和幾位學生於灣仔聽完講座後，便順道乘電車往中環看看實况。對於皇后碼頭的歷史，我不太了解；我的學生更從未踏足皇后碼頭。正因為不了解，我更不希望媒體主導我對事件的譯讀。我總覺得從翌日報章所看到的報導，很大機會是傾斜於「警民衝突」，要進一步了解政府「非拆不可」和本土行動「保衛皇后」的理據，媒體的報導是不足夠的。
果然，翌日(八月一日)電視新聞整天都是播放着警方如向用鐵鉗和消防雲梯逐一破解了示威陣。明報標題也是「鐵鉗雲梯破陣，警10小時過三關」。
台北前文化局局長、名作家龍應台教授2004年在香港大學演講，談及中區警署應否拆卸，西九龍文娛中心應如何興建的問題時，指出香港需要解決的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對城市定位及將來如何面對歷史的問題。也就是說，天星鐘樓和皇后碼頭是否可以保存，不是道路和排污渠是否可以改道遷就的問題，而是要問這些地方對於我們認識自己、認識自己從那裏來，是否重要？
龍教授在她的文章《香港，你往哪裏去﹖》中指出，香港的價值觀被「中環價值」所壟斷。她認為「中環價值」把經濟效益視為「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從不懷疑。於是「舊的，老的、矮的建築，狹窄的擁擠的老街老巷，要讓位給玻璃和鋼筋的摩天大樓，變成昂貴的公寓大樓或者寒光懾人的酒店商廈。」龍教授果然一語中的。
天星鐘樓、喜帖街、中環/灣仔舊街市、域多利監獄、藍屋、赤柱古警署、西港城商場、中區警署、美利樓、卜公碼頭等等……，有的已經倒下，有的只剩軀殼，變成餐廳、超市；是因為「中環價值」成為唯一的價值壟斷的例證嗎？新高中通識科的目的是希望學生有「能力」從所掌握的知識，加以批判，建構自己的見解。「集體回憶」不是最重要，最怕是我們「集體唔識」。
果然，翌日(八月一日)電視新聞整天都是播放着警方如向用鐵鉗和消防雲梯逐一破解了示威陣。明報標題也是「鐵鉗雲梯破陣，警10小時過三關」。
台北前文化局局長、名作家龍應台教授2004年在香港大學演講，談及中區警署應否拆卸，西九龍文娛中心應如何興建的問題時，指出香港需要解決的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對城市定位及將來如何面對歷史的問題。也就是說，天星鐘樓和皇后碼頭是否可以保存，不是道路和排污渠是否可以改道遷就的問題，而是要問這些地方對於我們認識自己、認識自己從那裏來，是否重要？
龍教授在她的文章《香港，你往哪裏去﹖》中指出，香港的價值觀被「中環價值」所壟斷。她認為「中環價值」把經濟效益視為「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從不懷疑。於是「舊的，老的、矮的建築，狹窄的擁擠的老街老巷，要讓位給玻璃和鋼筋的摩天大樓，變成昂貴的公寓大樓或者寒光懾人的酒店商廈。」龍教授果然一語中的。
天星鐘樓、喜帖街、中環/灣仔舊街市、域多利監獄、藍屋、赤柱古警署、西港城商場、中區警署、美利樓、卜公碼頭等等……，有的已經倒下，有的只剩軀殼，變成餐廳、超市；是因為「中環價值」成為唯一的價值壟斷的例證嗎？新高中通識科的目的是希望學生有「能力」從所掌握的知識，加以批判，建構自己的見解。「集體回憶」不是最重要，最怕是我們「集體唔識」。
2005年10月2日
Language Proficiency Assessment for Teachers
From my perspective, Hong Kong being an international city and the window of China to the world, good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is necessary that makes us crucial and competitive among other cities in China. I tend to believe that the assessment acts as an impetus to English teachers to better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What is more, good language teachers may help the society maintain the language standard because those teachers who pass the benchmark should have already attained certain language proficiency level.
Second, the benchmark is a uniform exam which is designed for assessing teachers’ language proficiency. The ultimate aim is to improve the language standard of teachers. It is hoped that language teachers will attain the assessment finally. In my opinion, it helps teachers develop their teaching career professionally that also helps them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image.
In addition, a teacher who fulfills the benchmark requirement is a kind of recognition to his/her teaching profession. Actually, a professional language teaching team in Hong Kong also gives confidence to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themselves.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 policy is very controversial, but we should not neglect its value because of its flaws. Those loopholes can be deemed as technical problems. Therefore, I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more grants and assistance to the language teachers if they believe that good language teachers are the vital asset of Hong Kong. The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should also review the assessment to see if there are any necessary improvements or modifications si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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