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地時代香港傳媒的政治與市場變化

2007年9月1日，澳門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黎佩兒於香港科技大學的一個嘉賓講座上，講述有關後殖民地時代的香港傳媒的政治與市場變化。

回歸前，左、中、右的報章刊物都可以在香港找到。回歸後十年，香港人的生活模式似乎亦大致和以往一樣。市民可以暢所欲言，傳媒繼續百花齊放。究竟回歸後的香港傳媒在新政治形勢下正面對甚麼挑戰？回歸後傳媒和政治的關係又如何？

市埸形勢與政治取向
市場形勢上，親台灣的報章九七回歸前其實已全面徹出香港，國民黨報紙《香港時報》，更因財務不濟，早在1993年結業；但親中的部份報章也完成歷史任務，《新晚報》亦因1999年間之報業減價戰中倒閉。基本面的多元化結構沒有改變，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基本運作同回歸前沒有大的變化，仍然遵循傳統的專業守則。無論政治傾向如何，尊重讀者的知情權，重要新聞不敢忽略，報導與評論區分，同時，注意新聞的查證和爭議性報導的平衡原則。電台的烽煙(Phone-in)節目是香港言論自由一景，聽眾的任何議論批評，直播出街，董建華經常成為嘲弄的對象，這是專制社會不可想像的。但有關中國內地的新聞報導上，雖然有不少負面材料，尤其愛追蹤大陸被禁報導的事件，但並未一面倒的「唱衰」中國。

不過，在處理政治新聞時，很多報章已不再以專責部門負責，例如《南華早報》亦取消了政治部(Political Desk)。報章在報導政治新聞時，許多時都採取觀望態度(Wait and See)，大家都似是看看同業如何取向，才訂立報導方向。比對回歸前，報章都傾向於採用中性詞彙。例如：九七前，稱「台灣總統」，回歸後則稱「台灣領導人」，「六四屠殺」也以「六四事件」所取代。報章也較傾向於不尋根究底地報導有關內地人為的人禍災難。傳媒像是已經作出了有限度的自我審查。香港的新聞報導手法日漸娛樂化，至少佔了全港八成銷量的三份大報(東方、蘋果、太陽)如是。

全面的商人辦報的憂慮
此外，文人辦報的年代亦已被商人辦報取締，而愛國商人、親中央財團亦逐漸進佔香港輿論陣地。環顧多位本地傳媒的老闆和高層，他們多已被香港及中國政府委以國內公職、特區政府勳銜、又或是在大陸經營龐大生意。

《星島日報》、《頭條日報》、英文報章《The Standard》所屬的泛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何柱國，是全國政協常委；《經濟日報》集團主席馮紹波，也是政協委員，獲頒金紫荊星章。《東方日報》及《太陽報》的東方報業集團主席馬澄坤，則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及獲頒銅紫荊星章。《香港商報》母公司聯合出版集團主席李祖澤、《大公報》社長王國華、《文滙報》社長張國良，均是政協委員。有線電視母公司九龍倉集團主席吳光正，是政協常委，及獲頒金紫荊星章。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李嘉誠，獲頒大紫荊星章，副主席李澤鉅是政協常委，而長實與和黃共同持有新城電台的股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主席邵逸夫及前助理總經理黃應士，獲頒銀紫荊星章。亞洲電視前行政總裁陳永祺，是政協常委，及獲頒金紫荊星章。《香港經濟日報》總編輯陳早標，亦獲銅紫荊星章。

即使沒有公職或勳銜，但在國內營商、有經濟利益者亦大不乏人；《南華早報》所屬的嘉里集團主席郭鶴年，於內地有大量房地產及酒店生意。《明報》企業主席、馬來西亞華裔商人張曉卿旗下多份消閒刊物，在內地各主要城市發行。免費報紙《am730》創辦人施永青的地產生意，在大陸有過萬名職員。

結語
雖然傳媒的老闆或高層有以上公職或勳銜並不表示會削弱新聞從業員的持平專業報導，但在處理有關中國的事務時，或會因媒體高層與內地千絲萬縷的關你和對國情瞭解日增而變得格外小心。事實上，越來越多親中商人擁有媒體、中港文化趨同、大眾對中國的態度轉變等都令傳媒的言論空間慢慢收窄。此外，香港和大陸社會之間頻繁交往，文化差異減少，香港社會及傳媒對大陸的批判也減少。對傳媒工作者而言，一些本來自覺的自我審查，更有可能隨時間及社會改變而習以為常。

我曾聽過地產商人施永青以前曾打趣稱香港報章現在只剩下兩種觀點，就是Ａ觀點（蘋果日報觀點）和Ｂ觀點（北京觀點）。他的說法，現在看來也不無道理。施永青現在也辦報(免費報紙《am730》)，不知他是否能夠成功開闢「Ｃ（施）觀點」，不傾左、不傾右呢？。

整體而言，回歸後的香港傳媒還是可以大體真實的反映中國的現狀。因此，英國議會九七後每年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檢查，都給予相當的肯定。無國界記者協會2002年的調查，也將香港新聞自由的排名列為一百多個國家中的第18名。

展望未來，傳媒面對中國的政經壓力只會有增無減。香港能否保住新聞自由，媒介能否堅守新聞專業固然重要，但要看傳媒下一個十年的發展，香港政治體制是否民主化，以至中國大陸是否更趨開放，才是關鍵。我想，隨着中國經濟開放，中國政治也未必可以永遠鉗制。順帶一提，互聯網的興起，Web2.0的互動設計漸趨流行，博客(Weblog)、Youtube短片，維基百科等的掘起，也會左右民意，突破新聞封鎖，香港的新聞自由有隱憂之餘，也不需要十分悲觀的。

香港貧窮現況

2007年8月25日，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施麗珊小姐於香港科技大學的一個嘉賓講座上，訴說香港貧窮現況問題嚴重。席上，她稱現在仍有人包括老師，不相信香港有些人的貧窮情況超乎想像。例如：老師要求學生攜帶一張全家遊玩的照片貼在家課上，但對於貧窮家庭的學生來說，這已經是奢侈的要求。

貧窮家庭沒有數碼相機、電腦；有電腦的，也可能付不起上網費用。可是新的教學模式卻要求學生用電腦、上網找資料。很多專題研習的報告也鼓勵同學擴闊視野，參加旅行或出席參觀活動；但對貧窮家庭而言，數十元的交通費及入場費，無疑是百上加斤。新教學模式，鼓勵走出課室，自主學習，原意雖好，但政府的扶貧政策卻未能到位，使貧窮家庭倍添壓力。

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GDP)不斷上升，由117,004元(1986)，上升至179,722元(1996)，再升至252,917(2006)。港人的GDP高了，並不代表所有人的GDP都平均地高了。回歸十年，本港的恒生指數屢創新高，但貧富懸殊指數也創新高，政府公佈堅尼系數高達0.533，貧富懸殊排名世界十名以內。據統計處資料顯示，1996年香港堅尼系數是0.518，2001年是0.525，2006年則再攀升至0.533，顯示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正在加劇。其實，一個國家/地區的堅尼系數數值若到達0.6，便會經常出現暴亂，然而這都發生在非洲或南美洲的一些落後國家，我們不會希望香港和她們看齊吧！

窮人為甚麼窮？
香港的窮人之所以窮，不是因為他們懶。沒有人想窮的，但更大的原因是市場的失衡，如全球化、經濟轉型、貧富不均，以及政策失衡。貧窮非自找，市場政策失衡才是要命。

香港7、80年代的確經歷了一段很長、很穩定的經濟起飛期，大家只會說：有手有腳，肯做肯捱，是不會餓死的。自80年代開始，本港製造業的生產工序快速遷移到內地及東南亞，造成大量製造業工人失業，這是導致本港貧窮惡化的主要結構原因。

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斷捲入新的國家，以及跨國企業以大量直接外來投資帶來資本加速的流動，均促成國際生產體系的一體化，資本大量的遷移。從1986年開始，製造業的工作人口由94萬多人（約40%工作人口）持續下跌，到1996年製造業只剩下57萬多人（佔20%工作人口），十年間製造業共淘汰了37萬多人，佔全港工作人口的比例下降了近17%。 經濟轉型、工業北移，高技術工業發展，低技術職位流失。另外，留在香港製造業的工序主要為產品設計、產品銷售及財務控制等以文職人員為主的非生產性工序，所以製造業本身也出現白領化的趨勢。在非工業化及白領化的影響下，受打擊最大的是長期從事製造業工作的勞工，包括低技術工人。他們面臨裁員及關廠的威脅，出現失業、開工不足及提早退休等狀況。這些勞工大多流入低職級、低薪的工種。

經濟轉型加劇失業
限於他們的工作經驗、年齡和學歷，他們缺乏轉職的條件，能夠在服務業內找到工作，維持原來收入者，已經是比較幸運的了。不少製造業的藍領工人，尤其是中老年及女性更面對失業的困境。不單在私營機構，連政府公務員亦出現邊緣化情況。在「私營化」及「非公營化」的策略下，不少政府及公共服務改由私營公司承辦有關服務，如停車場管理、護衛、清潔等。

泡沫經濟　赤貧狀況更趨惡化
除了經濟轉型及失業上升導致收入下降的因素外，泡沫經濟，以及房地產市場畸形發展，令低開支住戶的開支急劇上升，也是造成貧窮惡化的原因，尤其在90年代，由於房屋開支急速增長，他們被逼減少食物及其他開支，赤貧狀況更形惡化。

80年代以前，低開支戶主要靠申請公屋來解決居住需要，輪候期間，他們租住床位或房間。但隨著房地產市場高速發展，低開支戶選擇愈來愈少。未能入住公屋的單身人士及新移民，選擇只有是在舊區中的床位或板間房，但又有重建計劃，令他們的選擇更少。

在人口結構方面，老人、單親及新移民家庭的增加也是令貧窮問題惡化的原因。本港人口老化，但社會並無養老金制度，不少獨居老人不單收入低，更缺乏家人照顧。再者，由於本港生活開支高，令大量新移民家庭在香港面對貧窮問題。

總而言之，本港貧窮問題主要源於經濟全球化及地區化，帶來香港經濟結構轉型，令失業上升，工資增長緩慢，加上服務業工資兩極化及勞工邊緣化，造成大量在職貧窮人士（Working Poor）。而本港經濟過於偏重房地產，高地價、高樓價及高租金的情況，令貧窮人士要將大部分入息放在房屋開支上，生活百上加斤。

回歸十年 赤貧人口翻一翻
月入少於4,000元的住戶數目，由1996年的123,869個增加至2006年205,515個。 2006年長期失業人士(失業6個月以上)有71,300人；2006年全港失業人士有167,800人。每月就業收入低於$5,000的達32萬人，因收入太低而要申領綜援補貼的個案，由1994年的991宗升至2005年的16,902宗，十年升近十八倍。窮家大小一起拾紙皮、拾汽水罐、拾鐵或清潔大廈以幫補家計，出現童工現象。繁華的都市，出現老少爭相拾荒的悲涼現象。

政府到現在也沒有定下貧窮線，因為官員認為不應該一刀切解決問題；也沒有定下最低工資，因為社會未有共識。但政府同時又大幅削減綜援，其理由是避免養懶人。於是工資未有保障的同時，安全網也徹去。

政策建議及總結
以前我們說：有手有腳，肯做肯捱，是不會餓死的。但現在那些低技術、低知識的人士就算是有手有腳，肯做肯捱，也未必能改善生活。而貧窮家庭的兒童期望以知識改變命運，可是新的教學模式卻又「歧視」他們，貧窮於是像是「遺傳病」一樣，延展至下一代。

聽說97年泡沫經濟後爆破及03年沙士期間，本港的地價一度下滑，由於成本下降，一些廠家也有興趣回流香港設廠。工業、製造業本來可吸納不少低知識、低技術人士，可是沙士過後，樓價和地價又迅速回復至97年前，人們又是嘩啦嘩啦的炒樓、炒股去，於是工業、製造業吸納低知識、低技術人士的可能性也告幻滅。

我們不要以為服務業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也不要以為所有在職低知識、低技術人士都可以成功轉移至服務業。更何況，服務業也可以北上，君不見好些銀行的數據中心也開始遷移至內地。香港只單靠金融、服務、旅遊業是沒有前途的，當其他鄰近國家/地區也成熟發展好她們的金融、服務、旅遊業，香港還可怎麽？其實政府可否訂立地價折扣，以策略性的方式協助香港的工業及製造業發展？這將有助吸納低知識、低技術人士。

此外，透過教育及培訓提升競爭力，增加勞動密集職位，發展本地經濟，檢討政府外判合約安排，推行學童寄宿服務等也是政府責無旁貸的。

「呃綜援，養懶人」的案例不是沒有，但我更相信大部份的窮困人士都是有骨氣，肯做肯捱的人。只是就業艱難，政府支援不足，加上媒體經常大事渲染「呃綜援，養懶人」的案例，加劇社會階層的矛盾與誤解，但這卻是無助於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