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1日，澳門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黎佩兒於香港科技大學的一個嘉賓講座上，講述有關後殖民地時代的香港傳媒的政治與市場變化。
回歸前，左、中、右的報章刊物都可以在香港找到。回歸後十年，香港人的生活模式似乎亦大致和以往一樣。市民可以暢所欲言，傳媒繼續百花齊放。究竟回歸後的香港傳媒在新政治形勢下正面對甚麼挑戰？回歸後傳媒和政治的關係又如何？
市埸形勢與政治取向
市場形勢上，親台灣的報章九七回歸前其實已全面徹出香港，國民黨報紙《香港時報》，更因財務不濟，早在1993年結業；但親中的部份報章也完成歷史任務，《新晚報》亦因1999年間之報業減價戰中倒閉。基本面的多元化結構沒有改變，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基本運作同回歸前沒有大的變化，仍然遵循傳統的專業守則。無論政治傾向如何，尊重讀者的知情權，重要新聞不敢忽略，報導與評論區分，同時，注意新聞的查證和爭議性報導的平衡原則。電台的烽煙(Phone-in)節目是香港言論自由一景，聽眾的任何議論批評，直播出街，董建華經常成為嘲弄的對象，這是專制社會不可想像的。但有關中國內地的新聞報導上，雖然有不少負面材料，尤其愛追蹤大陸被禁報導的事件，但並未一面倒的「唱衰」中國。
不過，在處理政治新聞時，很多報章已不再以專責部門負責，例如《南華早報》亦取消了政治部(Political Desk)。報章在報導政治新聞時，許多時都採取觀望態度(Wait and See)，大家都似是看看同業如何取向，才訂立報導方向。比對回歸前，報章都傾向於採用中性詞彙。例如：九七前，稱「台灣總統」，回歸後則稱「台灣領導人」，「六四屠殺」也以「六四事件」所取代。報章也較傾向於不尋根究底地報導有關內地人為的人禍災難。傳媒像是已經作出了有限度的自我審查。香港的新聞報導手法日漸娛樂化，至少佔了全港八成銷量的三份大報(東方、蘋果、太陽)如是。
全面的商人辦報的憂慮
此外，文人辦報的年代亦已被商人辦報取締，而愛國商人、親中央財團亦逐漸進佔香港輿論陣地。環顧多位本地傳媒的老闆和高層，他們多已被香港及中國政府委以國內公職、特區政府勳銜、又或是在大陸經營龐大生意。
《星島日報》、《頭條日報》、英文報章《The Standard》所屬的泛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何柱國，是全國政協常委；《經濟日報》集團主席馮紹波，也是政協委員，獲頒金紫荊星章。《東方日報》及《太陽報》的東方報業集團主席馬澄坤，則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及獲頒銅紫荊星章。《香港商報》母公司聯合出版集團主席李祖澤、《大公報》社長王國華、《文滙報》社長張國良，均是政協委員。有線電視母公司九龍倉集團主席吳光正，是政協常委，及獲頒金紫荊星章。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李嘉誠，獲頒大紫荊星章，副主席李澤鉅是政協常委，而長實與和黃共同持有新城電台的股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主席邵逸夫及前助理總經理黃應士，獲頒銀紫荊星章。亞洲電視前行政總裁陳永祺，是政協常委，及獲頒金紫荊星章。《香港經濟日報》總編輯陳早標，亦獲銅紫荊星章。
即使沒有公職或勳銜，但在國內營商、有經濟利益者亦大不乏人；《南華早報》所屬的嘉里集團主席郭鶴年，於內地有大量房地產及酒店生意。《明報》企業主席、馬來西亞華裔商人張曉卿旗下多份消閒刊物，在內地各主要城市發行。免費報紙《am730》創辦人施永青的地產生意，在大陸有過萬名職員。
結語
雖然傳媒的老闆或高層有以上公職或勳銜並不表示會削弱新聞從業員的持平專業報導，但在處理有關中國的事務時，或會因媒體高層與內地千絲萬縷的關你和對國情瞭解日增而變得格外小心。事實上，越來越多親中商人擁有媒體、中港文化趨同、大眾對中國的態度轉變等都令傳媒的言論空間慢慢收窄。此外，香港和大陸社會之間頻繁交往，文化差異減少，香港社會及傳媒對大陸的批判也減少。對傳媒工作者而言，一些本來自覺的自我審查，更有可能隨時間及社會改變而習以為常。
我曾聽過地產商人施永青以前曾打趣稱香港報章現在只剩下兩種觀點，就是Ａ觀點（蘋果日報觀點）和Ｂ觀點（北京觀點）。他的說法，現在看來也不無道理。施永青現在也辦報(免費報紙《am730》)，不知他是否能夠成功開闢「Ｃ（施）觀點」，不傾左、不傾右呢？。
整體而言，回歸後的香港傳媒還是可以大體真實的反映中國的現狀。因此，英國議會九七後每年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檢查，都給予相當的肯定。無國界記者協會2002年的調查，也將香港新聞自由的排名列為一百多個國家中的第18名。
展望未來，傳媒面對中國的政經壓力只會有增無減。香港能否保住新聞自由，媒介能否堅守新聞專業固然重要，但要看傳媒下一個十年的發展，香港政治體制是否民主化，以至中國大陸是否更趨開放，才是關鍵。我想，隨着中國經濟開放，中國政治也未必可以永遠鉗制。順帶一提，互聯網的興起，Web2.0的互動設計漸趨流行，博客(Weblog)、Youtube短片，維基百科等的掘起，也會左右民意，突破新聞封鎖，香港的新聞自由有隱憂之餘，也不需要十分悲觀的。
回歸前，左、中、右的報章刊物都可以在香港找到。回歸後十年，香港人的生活模式似乎亦大致和以往一樣。市民可以暢所欲言，傳媒繼續百花齊放。究竟回歸後的香港傳媒在新政治形勢下正面對甚麼挑戰？回歸後傳媒和政治的關係又如何？
市埸形勢與政治取向
市場形勢上，親台灣的報章九七回歸前其實已全面徹出香港，國民黨報紙《香港時報》，更因財務不濟，早在1993年結業；但親中的部份報章也完成歷史任務，《新晚報》亦因1999年間之報業減價戰中倒閉。基本面的多元化結構沒有改變，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基本運作同回歸前沒有大的變化，仍然遵循傳統的專業守則。無論政治傾向如何，尊重讀者的知情權，重要新聞不敢忽略，報導與評論區分，同時，注意新聞的查證和爭議性報導的平衡原則。電台的烽煙(Phone-in)節目是香港言論自由一景，聽眾的任何議論批評，直播出街，董建華經常成為嘲弄的對象，這是專制社會不可想像的。但有關中國內地的新聞報導上，雖然有不少負面材料，尤其愛追蹤大陸被禁報導的事件，但並未一面倒的「唱衰」中國。
不過，在處理政治新聞時，很多報章已不再以專責部門負責，例如《南華早報》亦取消了政治部(Political Desk)。報章在報導政治新聞時，許多時都採取觀望態度(Wait and See)，大家都似是看看同業如何取向，才訂立報導方向。比對回歸前，報章都傾向於採用中性詞彙。例如：九七前，稱「台灣總統」，回歸後則稱「台灣領導人」，「六四屠殺」也以「六四事件」所取代。報章也較傾向於不尋根究底地報導有關內地人為的人禍災難。傳媒像是已經作出了有限度的自我審查。香港的新聞報導手法日漸娛樂化，至少佔了全港八成銷量的三份大報(東方、蘋果、太陽)如是。
全面的商人辦報的憂慮
此外，文人辦報的年代亦已被商人辦報取締，而愛國商人、親中央財團亦逐漸進佔香港輿論陣地。環顧多位本地傳媒的老闆和高層，他們多已被香港及中國政府委以國內公職、特區政府勳銜、又或是在大陸經營龐大生意。
《星島日報》、《頭條日報》、英文報章《The Standard》所屬的泛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何柱國，是全國政協常委；《經濟日報》集團主席馮紹波，也是政協委員，獲頒金紫荊星章。《東方日報》及《太陽報》的東方報業集團主席馬澄坤，則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及獲頒銅紫荊星章。《香港商報》母公司聯合出版集團主席李祖澤、《大公報》社長王國華、《文滙報》社長張國良，均是政協委員。有線電視母公司九龍倉集團主席吳光正，是政協常委，及獲頒金紫荊星章。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李嘉誠，獲頒大紫荊星章，副主席李澤鉅是政協常委，而長實與和黃共同持有新城電台的股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主席邵逸夫及前助理總經理黃應士，獲頒銀紫荊星章。亞洲電視前行政總裁陳永祺，是政協常委，及獲頒金紫荊星章。《香港經濟日報》總編輯陳早標，亦獲銅紫荊星章。
即使沒有公職或勳銜，但在國內營商、有經濟利益者亦大不乏人；《南華早報》所屬的嘉里集團主席郭鶴年，於內地有大量房地產及酒店生意。《明報》企業主席、馬來西亞華裔商人張曉卿旗下多份消閒刊物，在內地各主要城市發行。免費報紙《am730》創辦人施永青的地產生意，在大陸有過萬名職員。
結語
雖然傳媒的老闆或高層有以上公職或勳銜並不表示會削弱新聞從業員的持平專業報導，但在處理有關中國的事務時，或會因媒體高層與內地千絲萬縷的關你和對國情瞭解日增而變得格外小心。事實上，越來越多親中商人擁有媒體、中港文化趨同、大眾對中國的態度轉變等都令傳媒的言論空間慢慢收窄。此外，香港和大陸社會之間頻繁交往，文化差異減少，香港社會及傳媒對大陸的批判也減少。對傳媒工作者而言，一些本來自覺的自我審查，更有可能隨時間及社會改變而習以為常。
我曾聽過地產商人施永青以前曾打趣稱香港報章現在只剩下兩種觀點，就是Ａ觀點（蘋果日報觀點）和Ｂ觀點（北京觀點）。他的說法，現在看來也不無道理。施永青現在也辦報(免費報紙《am730》)，不知他是否能夠成功開闢「Ｃ（施）觀點」，不傾左、不傾右呢？。
整體而言，回歸後的香港傳媒還是可以大體真實的反映中國的現狀。因此，英國議會九七後每年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檢查，都給予相當的肯定。無國界記者協會2002年的調查，也將香港新聞自由的排名列為一百多個國家中的第18名。
展望未來，傳媒面對中國的政經壓力只會有增無減。香港能否保住新聞自由，媒介能否堅守新聞專業固然重要，但要看傳媒下一個十年的發展，香港政治體制是否民主化，以至中國大陸是否更趨開放，才是關鍵。我想，隨着中國經濟開放，中國政治也未必可以永遠鉗制。順帶一提，互聯網的興起，Web2.0的互動設計漸趨流行，博客(Weblog)、Youtube短片，維基百科等的掘起，也會左右民意，突破新聞封鎖，香港的新聞自由有隱憂之餘，也不需要十分悲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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